1938年,許燕吉和父親許地山。1935年,許地山因爭取國學研究經費,被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解聘,經胡適推薦去香港大學任教。許燕吉一家人就此來到香港,過著安定優裕的生活。1933年,許燕吉的父母結婚四周年紀念,照片中母親周俟松懷裡抱著的就是許燕吉。1938年,許燕吉兄妹與陳寅恪的三個女兒。立者為許燕吉與陳小彭,坐者陳流求與陳美延,旁邊周苓仲。在香港,許燕吉全家最常去的要數陳寅恪家了。她回憶說,流求帶了大家到後山上玩。四個孩子跑呀,追呀,還滿山探尋。墳地里的人骨也能引起孩子們的興趣。1939年,在香港住房樓下,許地山一家。許燕吉回憶說,家裡是嚴母慈父,有一次她吃橘子,不小心咽下去兩個橘核,許地山煞有介事地說:“明天你肩膀上就會長出兩棵橘子樹了,以後你還可以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,多好!”1941年8月4日,許地山因一場感冒引發心臟病,47歲突然離世。許地山去世當天,香港記者趕到許燕吉家裡拍了一張照片。許燕吉自始至終沒有號哭,也沒有掉眼淚,母親周俟松說她沒有感情,屬無情無義之類。許燕吉說自己其實記得父親的愛,從記事到他去世,六年的時間,樁樁件件記得很多,記得很清。
  我生活在動蕩的歲月,被時代的浪潮從高山卷入海底:國家幹部變成了鐵窗女囚,名家才女嫁給了白丁老農,其間的艱辛曲折、酸甜苦辣,稱得上傳奇故事。我自己動手,將真人真事和盤道出,也許能給別人一點兒人生的借鑒。——許燕吉
  許燕吉,民國著名學者許地山的女兒。1941年父親許地山猝死於香港,這一年許燕吉只有八歲。不久日本人占領香港,母親帶著許燕吉及其哥哥逃往內地,輾轉漂泊,流落於湖南、貴州等地。新中國成立後,許燕吉考入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,隨後在反右鬥爭中被隔離審查,入獄6年。期間,孩子夭折,丈夫與之離婚。1969年,她被疏散到河北一個極為艱苦的地方,竟為生活所迫,嫁給陝西一位老農。1979年3月平反,回到南京。許燕吉是江蘇省農科院副研究員,曾任南京市政協委員、台盟南京市委委員、南京市台聯理事。今年10月,出版自傳《我是落花生的女兒》。
  因為自傳《我是落花生的女兒》出版,許燕吉來到北京,參加出版社舉辦的媒體見面會,接受媒體採訪,還在京城轉了一會兒。
  這個82歲的老人,和年輕人講述過往的經歷,語氣如同自傳中所呈現出來的質朴、簡單,透著一股達觀勁兒。不過,猶如霧霾成為都市生活的背景,她的人生當仁不讓地成為這場講述的背景,幼時父親許地山去世、被打成“右派”、坐牢、嫁給陝北一位目不識丁的老農,看起來無法承受之重,如今她已能舉重若輕,平靜地訴說。
  從某個角度來說,許地山的“落花生”精神是這份平靜的“底色”,正如許燕吉自己所說:“這80年人生失去了很多東西,但始終沒有失去的,是對人生的信念和對生活的堅持,這一輩子,就像《落花生》一文所傳達的人生理念:不羡靚果枝頭,甘為土中一顆小花生,儘力作為‘有用的人’,也很充實自信。”
  許燕吉自傳對個人經歷的記錄,不僅能使之“有用”,還和自媒體時代的內在精神相契合。她的講述、寫作,將會讓更多的人認出風暴,看見其中的激流、閃電,體味風暴過後的平靜,尤其能讓人瞭解歷史的細枝末節,從細微處窺見家國命運。
  “生活在我們那個年代的人,說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。人生被歷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,如同摔碎在地上的泥娃娃,粘都粘不起來。我就是其中的一個。”在自傳的封底,許燕吉如是寫道。
  自傳正是粘起的人生的一個片段。媒體見面會上,學者章立凡看重許燕吉的這一努力,“她並沒有把痛苦變成一種摧殘自己的東西,相反變成了一種財富,這一點我很欽佩。”對於從民間噴涌而出的個人史寫作,章立凡認為:“歷史就是拼圖,每個人拿來其中的一塊,如果我們大家都來寫,歷史的全貌就會越來越清晰。”
  許燕吉所做的,就是如實記錄、呈現,平實的心態一以貫之。她說:“我這個人有一個特點,就是腦子比較簡單,不愛想沒用的事。所以走到哪兒,哪怕在監獄里,我還是挺快樂的。”
  C03-C04版採寫 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
  (下轉C04版)  (原標題:許燕吉 把痛苦變成財富(1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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