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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，許燕吉和父親許地山。1935年，許地山因爭取國學研究經費，被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解聘，經胡適推薦去香港大學任教。許燕吉一家人就此來到香港，過著安定優裕的生活。1933年，許燕吉的父母結婚四周年紀念，照片中母親周俟松懷裡抱著的就是許燕吉。1938年，許燕吉兄妹與陳寅恪的三個女兒。立者為許燕吉與陳小彭，坐者陳流求與陳美延，旁邊周苓仲。在香港，許燕吉全家最常去的要數陳寅恪家了。她回憶說，流求帶了大家到後山上玩。四個孩子跑呀，追呀，還滿山探尋。墳地里的人骨也能引起孩子們的興趣。1939年，在香港住房樓下，許地山一家。許燕吉回憶說，家裡是嚴母慈父，有一次她吃橘子，不小心咽下去兩個橘核，許地山煞有介事地說：“明天你肩膀上就會長出兩棵橘子樹了，以後你還可以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，多好！”1941年8月4日，許地山因一場感冒引發心臟病，47歲突然離世。許地山去世當天，香港記者趕到許燕吉家裡拍了一張照片。許燕吉自始至終沒有號哭，也沒有掉眼淚，母親周俟松說她沒有感情，屬無情無義之類。許燕吉說自己其實記得父親的愛，從記事到他去世，六年的時間，樁樁件件記得很多，記得很清。
　　我生活在動蕩的歲月，被時代的浪潮從高山卷入海底：國家幹部變成了鐵窗女囚，名家才女嫁給了白丁老農，其間的艱辛曲折、酸甜苦辣，稱得上傳奇故事。我自己動手，將真人真事和盤道出，也許能給別人一點兒人生的借鑒。——許燕吉
　　許燕吉，民國著名學者許地山的女兒。1941年父親許地山猝死於香港，這一年許燕吉只有八歲。不久日本人占領香港，母親帶著許燕吉及其哥哥逃往內地，輾轉漂泊，流落於湖南、貴州等地。新中國成立後，許燕吉考入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，隨後在反右鬥爭中被隔離審查，入獄6年。期間，孩子夭折，丈夫與之離婚。1969年，她被疏散到河北一個極為艱苦的地方，竟為生活所迫，嫁給陝西一位老農。1979年3月平反，回到南京。許燕吉是江蘇省農科院副研究員，曾任南京市政協委員、台盟南京市委委員、南京市台聯理事。今年10月，出版自傳《我是落花生的女兒》。
　　因為自傳《我是落花生的女兒》出版，許燕吉來到北京，參加出版社舉辦的媒體見面會，接受媒體採訪，還在京城轉了一會兒。
　　這個82歲的老人，和年輕人講述過往的經歷，語氣如同自傳中所呈現出來的質朴、簡單，透著一股達觀勁兒。不過，猶如霧霾成為都市生活的背景，她的人生當仁不讓地成為這場講述的背景，幼時父親許地山去世、被打成“右派”、坐牢、嫁給陝北一位目不識丁的老農，看起來無法承受之重，如今她已能舉重若輕，平靜地訴說。
　　從某個角度來說，許地山的“落花生”精神是這份平靜的“底色”，正如許燕吉自己所說：“這80年人生失去了很多東西，但始終沒有失去的，是對人生的信念和對生活的堅持，這一輩子，就像《落花生》一文所傳達的人生理念：不羡靚果枝頭，甘為土中一顆小花生，儘力作為‘有用的人’，也很充實自信。”
　　許燕吉自傳對個人經歷的記錄，不僅能使之“有用”，還和自媒體時代的內在精神相契合。她的講述、寫作，將會讓更多的人認出風暴，看見其中的激流、閃電，體味風暴過後的平靜，尤其能讓人瞭解歷史的細枝末節，從細微處窺見家國命運。
　　“生活在我們那個年代的人，說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。人生被歷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，如同摔碎在地上的泥娃娃，粘都粘不起來。我就是其中的一個。”在自傳的封底，許燕吉如是寫道。
　　自傳正是粘起的人生的一個片段。媒體見面會上，學者章立凡看重許燕吉的這一努力，“她並沒有把痛苦變成一種摧殘自己的東西，相反變成了一種財富，這一點我很欽佩。”對於從民間噴涌而出的個人史寫作，章立凡認為：“歷史就是拼圖，每個人拿來其中的一塊，如果我們大家都來寫，歷史的全貌就會越來越清晰。”
　　許燕吉所做的，就是如實記錄、呈現，平實的心態一以貫之。她說：“我這個人有一個特點，就是腦子比較簡單，不愛想沒用的事。所以走到哪兒，哪怕在監獄里，我還是挺快樂的。”
　　C03-C04版採寫 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
　　（下轉C04版）　　（原標題：許燕吉 把痛苦變成財富(1)）